《孔雀》讲述生活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北方小城市里的一个五口之家，一段时期内各人发生的故事。主线人物是家庭中的姐姐(张静初饰)、哥哥(冯瓅饰)和弟弟(吕玉来饰)。

　　姐姐20出头，是削瘦清秀的女孩，有一种清教徒似的气质，但内心刚烈执拗，可以为了梦想狠得下任何心；哥哥二十三四岁，小时得病落下轻微脑疾，但以为他笨的人，往往还不如他心底里透着明白；弟弟十七八岁，敏感、忧郁，内心过于丰富，以至于人累得有些慵懒，这样的孩子，未来捉摸不定……

　　《孔雀》分段落分别描述了三个年轻人各自的一段生命历程与生命状态，呈现出来的是或明朗或冲动或懵懂的理想追求，以及理想幻灭、神经抽搐、精神萎靡，以至日子平淡、尘埃落定的过程。那过程提供给我们的机会——观看别人同时也观看自己。

　　《孔雀》札记：所谓大师电影

　　终于看完了名声很大的《孔雀》。老实说，我感到很失望。我不知道我很崇敬的姜文、田壮壮两位先生，何以会给予《孔雀》那么高的评价。他们都是不轻易褒扬别人的人，然而他们给予顾长卫和《孔雀》的评价却出乎寻常的好——“大师级的电影”、“建国以来难得一见的好电影”。单单看这样的评价，你几乎可以在想象中把《孔雀》归到《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好电影的行列，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是一部模仿第五代、第六代电影的作品，却缺乏第五代的炽烈和第六代的冷静，它平庸而奇怪地在柏林电影节上抱回了一只银制的狗熊。

　　关于题材的选择

　　我不明白，顾长卫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题材来拍电影。这个题材讲述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平民家庭的生存故事，而落笔的重点又是这个家庭三兄妹的成长故事。按理说，只要有好的故事，好的立意，又不触犯电影局的管理禁区，任何题材都可以拍。但问题是，我看不出这部电影想要什么，或者说想表现什么。从电影所讲述的故事来看，并没有什么大喜大悲的人生离合，也没有什么剧烈的矛盾冲突，导演所作的一切努力似乎就是模拟、还原那个时代一个平民家庭的生存状态，除此之外，这部电影能给观众提供的有意义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一部电影总要给观众提供某种东西，或是一种精神，或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或是一个哲思，或者像张艺谋那样给人一个电视广告式的视觉按摩，或者令人解颐。遗憾的是，《孔雀》几乎没有给我们提供新鲜的有意思的东西。客观地说，这部电影跟张艺谋的《活着》相比，差距是相当大的。同样是讲述平民的生存故事，《活着》所展现的是连续的不幸和灾难反复降临在一个主人公的身上，由于戏剧冲突的高度集中与强烈，从而给观众以强烈的震撼。而且，由于戏剧冲突的高度集中，这个平民故事又具有了譬喻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反复承受痛苦并坚强活下去的象征意义。一个人的苦难史，因为契合人类的共通经验与感情，而突破了地域的民族的界限，获得了普世的艺术观照价值。

　　反观《孔雀》，电影以三段叙述的形式，分别讲述了姐姐、哥哥、弟弟的成长故事。这些故事平淡无奇，基本上没有什么激烈的矛盾冲突，就是一些生活片段的罗列与堆砌。有人把这种陈列日常生活影象碎片的手法，抬高到“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艺术审美范畴，我觉得十分牵强。从观众的观影心理来看，如果一部电影不能提供新鲜的影象刺激、感情刺激和思想刺激，基本上就是失败的。就一般的观众而言，这种不痛不痒、题旨暗弱的电影故事，几乎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观照自身存在状态的“有益的新鲜经验”；而对于那些具有丰富观影经验的人来说，《孔雀》的影象无非是第五代导演(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和第六代导演(以贾樟柯为代表)摄取和调度影象手法的杂陈，在局部上也许有非常出色的处理，但总体上仍未脱离两代导演的艺术窠臼。因此，当我在电影看到灰扑扑的长镜头、看到以电影电视节目的声像表现时代风貌时，不禁为这种熟悉的贾樟柯式的表现手法而哑然失笑。

　　在庸常化的日常生活中挖掘深厚的、感人的思想主题，非有深厚、细腻的艺术表现力不可，如果切入的角度没选好，就会徒然消耗电影的语言与精力而难以讨好观众。且不说《孔雀》的三段叙述设计得是否合理——实际上这种设计是一大败笔，对比昆汀的《低俗小说》就很容易看出问题——电影要同时叙述三个人生存故事的野心，就足以暴露出顾长卫驾驭题材的盲目性。电影要在两三个小时内完成一次完整的叙述，必须有一条叙述的主线，它或者是一项任务，或者是一个人的历史，或者是一场战役，与之相伴的是兴衰荣辱成功失败的曲折变化；有了主线，电影才可以运用各种手法来塑造人物，设计戏剧冲突和展开故事情节。另外，电影固然可以自由表现时空的变化，但围绕着电影的主线，电影的时空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有局限的——局限于一个主人公，局限于一场伟大的战役，局限于一个爱恨情仇的故事。而《孔雀》恰恰缺乏一条主线，即使是相对独立的三个段落，每个段落也缺乏主线，因此电影只能采取“散点透视”的手法，东一榔头西一榔头地讲述一些不咸不淡的所谓“平民故事”，而且处处表现出第五代导演随意调度时空的通病。在两个多小时里试图讲述三个人故事的野心，让顾长卫顾此失彼，疲于奔命，许多故事情节刚发生就被生生掐断了， 一些片段也由于缺乏必要的铺垫和交代而显得生硬、突兀。

　　关于人物

　　几个性格怪异、木讷的人，生活在一个死气沉沉缺乏交流的家庭里，这个家庭的人又生活在一个毫无生气、同样缺乏交流的城镇里——这就是《孔雀》里的人物表现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曾经有人批评《孔雀》缺乏人性，这是比较大而化之的说法了。我以为这部电影并不缺乏人性，它所缺乏的是健康的人性，它所津津乐道的是一种畸形的、带着霉斑的人性。

　　电影一直没交代父亲和母亲的职业，他们一露面不是埋头吃饭，就是呆呆地坐在房间里不说话。由于他们像木偶一样呆板，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的性格，电影显然也不想为观众揭示他们的性格。于是，他们在电影里简直成了专横与不近情理的怪人。姐姐骑自行车拽着自制的降落伞在大街上飞奔，上街买菜的母亲看见了，居然粗暴地拽着降落伞把姐姐连人带车扯翻在地(奇怪的是，姐姐从地上爬起来后，居然扔下精心缝制的降落伞扭头就走)；姐姐回家告诉父母，她要嫁人了，当母亲的连问也不问一句，就愠怒地把手里的鸡蛋摔到地上；哥哥说想要老婆了，母亲竟然跑到工厂大门前逮住一个陌生姑娘，要人家假装当一回哥哥的对象。父亲看见弟弟的手里拿着一张女人裸体画像，先是暴跳如雷赶弟弟出家门，后来又呜呜痛哭“老祖宗啊，咱高家出了个流氓啊”——至于吗？由于父母的怪异、粗暴，因此当姐姐因为进不了部队而绝食的时候，父母亲与哥哥、弟弟联手摁住姐姐强灌食品的场景就具有了很强烈的“轮奸”的意味。看到这一幕时，我的心理感到极度的不适与反感(由于表演分寸未掌控好，类似的不适感还有很多)。

　　姐姐这个人物本来是电影的一个亮点，她漂亮，性格倔强，对未来充满了美丽的幻想，如果故事情节设计得当，她无疑将会成为电影里最具人格魅力的形象。遗憾的是，电影在充分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总是浅尝辄止，仅仅满足于堆砌一些生活的片段和夸张的形体动作，结果姐姐这个人物不但不令人同情，反而令人憎恶——她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不择手段、使性子、缺乏少女正常心态的怪女人，一个不配有更好命运的女人。因此，影片结尾出现姐姐在菜摊上掩面哭泣的场景，就显得十分生硬、滑稽。哥哥似乎被导演设定为一个傻子，但奇怪的是，一个傻子居然会知道买烧鸡给那帮小混混吃，以免被他们报复，而且居然知道用激将法让母亲去帮他找对象。既然长辈们都那么怪，那么弟弟想用老鼠药毒死哥哥，似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抱歉，我仍然无法从电影里看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这家人变得如此冷漠、残忍、自私和不近情理呢？是外部的政治力量，还是内心的魔鬼？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城镇生活果真是这样充满了后现代社会的冷漠气息吗？这么一个怪异的家庭及其成员具有代表那个时代平民生活状态的典型意义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如果谁有兴趣，不妨翻阅一些那个时代的老照片，你会发现那个时代虽然充满了谬误，但人们的精神状态大多是淳朴、开朗、乐观的。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理想旗帜高扬的年代，这种时代的激情具有让人们忘却生存窘境的魔力。我曾在一本《老照片》上看见过当知青的敬一丹、沈国放、葛优，他们穿着旧军装，脸上洋溢着坚定、乐观的神情，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表情”。事实上，在物质匮乏、社会差别较小的“均贫富”年代，人们所承受的生存压力并不见得比今天的社会那么大；相反地，倒是贫富差距巨大的今天，我们的生存和自尊所受到的压力更为强烈。如果说中国也有所谓的“后现代社会症候”，那么今天的社会则是这一症候集体暴发的年代。顾长卫在后现代社会获得了精英阶层的身份与眼光后，他回忆与复述那个年代的故事时自然具有一种俯视的悲悯的姿态，以这样的姿态去表现一个家庭的平民生活，难免会发生偏差。

　　关于画面与表演

　　“这部电影虽然在内容上存在缺陷，但画面和构图却很好”——这是我设计的一句评语。你很快会发现，这样的评语既适用于张艺谋，也适用于顾长卫。与第五代电影导演一同摸爬滚打出来的顾长卫，还无法摆脱第五代导演片面追求形式的“魔咒”，为了获得某种“有意味的形式感”，他不惜把人物变成《一个和八个》时代的木偶，并且为一些平民化的生活片段设计了史诗电影般的动作和场景。作为一个出色的摄影师，尽量把电影画面搞得美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这种设计超出了内容的匹配度和适用度时，就显得有点乖张了。最明显的例子是哥哥练单车、全家打煤球、哥哥在雨水地上被群殴这三个场景，人物的动作极其夸张、别扭，给人以一种用力过度的感觉。

　　好的电影总是能够让人物在一连串的动作表现自己的性格，展现生活化的细节，总是在适当的时候让银幕充满了对话的活泼声调。如果一部电影总是让人物处于一种所谓的“雕像状态”，那只能说明导演缺乏设计动作的能力与经验，或者是为了追求画面的均衡和形式而牺牲了动作。在看《孔雀》的过程中，我多次涌起希望电影人物开口说话、多说两句话的欲望，因为他们太沉闷了，沉闷到无法理喻的程度。这种虚假的木讷破坏了电影的真实性。电影似乎成了顾长卫表现自己摄影才华的平台。事实上，这种片面追求形式感的廉价艺术，也出现在《可可西里》里，而在此之前，则出现在《英雄》和《十面埋伏》中。只不过，镜头感觉更为细腻、敏感的顾长卫已经越过了“唯漂亮主义”的摄影青春期，开始具备在庸常生活中捕捉和发现美的自觉和能力，而张艺谋、陆川似乎仍沉迷于音乐电视式的构图，脑子里贴满了祖国大好河山的明信片。